我感觉有人把我抱了起来。
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——我在往下沉，一直沉，然后忽然被人托住，往上提。
我听见很多声音。
有人在喊医生，有人在推车，轮子咕噜噜地响，有玻璃碎了，有谁在哭，有谁在说“家属在外面等”。
有人把我放到一张很凉的床上。
有人把我的袖子撸起来，扎针。
我睁开眼。
天花板上是一盏很亮的灯，白得刺眼。我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我旁边，看见输液架，看见点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。
然后我昏过去了。
再醒来的时候，是第二天上午。
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手背上插着针。窗外有阳光，很淡，照在白色的被子上。
床边坐着一个人。
韩玉。
他趴在床边睡着了，头发乱七八糟的，眼下有很重的青黑。他的手还握着我的手腕——不是握，是搭着，像是怕我跑了。
我动了一下。
他醒了。
“你醒了？”他猛地坐直，“你等着，我去叫医生。”
他跑了出去。
我躺在那儿，看着天花板。
过了一会儿，医生来了，检查了一遍，说：“烧退了，再观察两天。”
我说：“我怎么来的？”
“你弟弟把你抱来的。”医生说，“半夜两点多，抱着冲进急诊，一路喊医生。我们都没见过那么大动静的。”
我说：“他不是我弟弟。”
“啊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
医生走了。
韩玉站在床边，看着我。
“你吓死我了。”他说。
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发烧了？”
“张妈打电话给我的。”他说，“我那时候在苏州市区，打车过来要四十分钟。我到医院的时候你已经说胡话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抱我来的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别过脸去。
“车进不去巷子。”他说，“只能抱着跑。”
我说：“谢谢。”
“不用谢。”
他站在床边，手插在口袋里，看着窗外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许枝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真他妈蠢。”
我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我说你蠢。”他转过身，看着我，“你为了我哥，把自己烧成这样？你知不知道你再晚来两个小时，脑子就烧坏了？”
我没说话。
“他人在欧洲，跟那个女的在一起，你在这边把自己烧死。你觉得他会在乎吗？”
我说：“韩玉。”
“我什么？”
“你别说了。”
“我偏要说。”他走过来，站在我床边，眼睛发红，“你喜欢他，是不是？”
我看着他，不说话。
“你从进我们家的第一天起就喜欢他。”他说，“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你每天坐在客厅里等他回来，你听见汽车喇叭就往外看，他给你一副手套你能高兴三天。”
我说：“你闭嘴。”
“我不闭。”他说，“你就是蠢。全世界最蠢的人。”
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。
“是，”我说，“我蠢。我蠢我知道。你满意了？”
他看着我哭，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过了很久，他说：“她不是他女朋友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什么？”
“白秀。”他说，“她不是我哥的女朋友。”
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我哥亲口跟我说的。”韩玉说，“他这次回来那天晚上，跟我喝酒，我问他，他说不是。他说那个人是他爸妈挑的，他没答应。”
我说：“他跟我说她只是生意伙伴的女儿。”
“那就是了。”韩玉说，“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韩玉看着我，眼神很复杂。
“他说：‘我这辈子，不会跟任何人结婚。’”
我躺在床上，眼泪顺着眼角流进枕头里。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他说他有他的理由。”韩玉说，“我问他什么理由，他不告诉我。”
那天我在医院住了三天。
出院那天，韩玉来接我。
他开着一辆很旧的车，说是他自己的。
“我去年考的驾照。”他说，“我爸给我买的，说是不指望我读书了，好歹会开车。”
我坐在副驾驶上，看着窗外。
“你不是去北京了吗？”我问。
“没去成。”他说，“我爸让我留在苏州，帮他看着点这边。”
“哦。”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“你在想怎么去伦敦。”
我没说话。
他笑了一声。
“许枝，”他说，“你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，什么都写在脸上。”
我在医院的三天里，下了一个决心。
我要去问他。
不是打电话，不是写信。是当面去，看着他的眼睛，问他三件事：
第一，奶奶说的那件“好事”，到底是什么。
第二，他为什么不要我。
第三，他到底有没有——哪怕一秒钟——把我当成过女人，而不是“家人”。
十二月末，我去办了签证。
签证是旅游签，材料是我自己一点点准备的。
存款证明是韩奶奶给我的那张卡——那是她在我考上大学那年给我的，里面有五万块，说是“学费之外的零花”。
我拿着那张卡去银行打流水的时候，手一直在抖。
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我在花一笔不属于我的钱。
一月中旬，签证下来了。
签的是三个月，多次往返。
我买了机票，二月十四号，飞伦敦。
订完机票那天晚上，我坐在房间里，看着那张电子行程单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我做了一件事。
我打开父亲留给我的那个布袋子——那里面装着他所有的手稿。我把十七捆谱纸一捆一捆拿出来，摊在床上。
我想找一样东西。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我总觉得，答案就在这里面。
我一页一页地翻。
翻到第三捆的时候，我看见了父亲的日记。
不是日记，是他的工作手册——他习惯在每一页的空白处记一些事：某年某月某日，见了谁，谈了什么，改了哪首曲子。
我翻到最后几页。
七月二十日：韩雾听力的事，得再劝劝他。今天叫他三声才听见。
七月二十三日：去医院问了老陈，他说这种神经性的，拖不得。
七月二十五日：这孩子犟。他说他不想治，治了也拉不了琴。我说你先治，治好了再说。他说老师您别管我了。
七月二十六日：跟林宛商量了，想给韩雾垫付一部分检查费。他家里有钱，但那孩子不肯开口要。宛儿说，那就别声张，悄悄地给。
七月二十七日：约了他明日下午来家里谈。他说他来不了，他要骑车去趟城西。
七月二十八日——
这一页只有一行字，字迹很潦草，像是写得非常急：
“下午三点，城西环路。小韩出了事。我和宛儿过去。”
我拿着那页纸，手抖得几乎拿不住。
七月二十八日。
是我父母出事的那一天。
我翻开下一页。
空白。
我把整本手册往后翻，全都是空白。
他再也没写过一个字。
我跪在床上，把那十七捆谱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。
我在找一封信，一张纸，任何一个能告诉我那天下午发生了什么的东西。
在最后一捆的最底下，我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信封上没有字，封口是拆开过的。
我打开它。
里面是一份复印件。
是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复印件。
上面的字很小，但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下来。
事故时间：七月二十八日十五时四十分。
天气：暴雨。
当事人：甲方，许承，驾驶小型轿车；乙方，某物流公司货车；第三方，韩雾，骑行自行车。
事故经过：第三方骑行自行车由东向西横穿环路机动车道，未让行。甲方车辆为避让第三方，向左打方向，车尾失控……
后面是一大段我看不太懂的术语，但我看懂了最后那几行：
第三方陈述：本人当时佩戴耳机，未听见后方来车及鸣笛。
甲方车辆被乙方货车挤压，驾驶人许承、乘车人林宛当场死亡。
第三方韩雾，轻微擦伤。
我把那张纸举到眼前。
我的眼睛盯着“韩雾”那两个字，盯着“佩戴耳机”，盯着“未听见”，盯着“轻微擦伤”。
轻微擦伤。
我父母当场死亡。
他轻微擦伤。
我坐在床上，手里捏着那张纸，坐了整整一夜。
天亮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一件事。
那天他站在我家门口，浑身湿透，抱着琴盒，说什么也不肯多踏进来一步。
那天我说“跟我进来吧”，他说“不用，我在这里等就好”。
那天他跪在我父亲的遗像前，磕了三个头。
那天他说：“跟我走吧。”
那天我问他：“你欠我爸什么？”
他没有回答。
我一直以为他是不肯说。
现在我知道了——他不是不肯说。
他是说不出口。
我坐在床边，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亮起来。
我想，我还是要去伦敦。
我不是去质问他的。
我是想去看看，一个人在这样的重量底下，是怎么活下来的。
